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基本上靠资产性收入。

在农民工富裕的情况下，东部的产业转型是没有动力的，他们可以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随着农民工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随着各地加入抢夺农民工的行列。

农民工的工资的上涨已经不需要政府的督促，而是成为企业主动的选择，不涨工资招不到人。一年一度的民工荒在春节过后如期来临。因此，这种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最重要的自发性力量。可以说，自2003年开始，每年都有民工荒，但现在的民工荒的表现以及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已经和以往大为不同。自2008年开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倒逼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开启中国文明之路。

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民工荒既是农民救自身之举，更是通过他们的私力救济行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文章从牛仔裤、公交车甚至猪肉价格方面入手，将北京与纽约的物价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纽约奢侈品比北京便宜，但美国的公交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比北京贵得多。

即使这样，我们目前的消费形态，仍然让中国整个奢侈品消费膨胀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由于我们的这些企业经营困难，所以他不去做企业，而是从事高端消费。《人民日报》的数据是对的，但是背后的原因依然没有讲清楚。在美国，商品的价格当中含的税是很少的，而中国的商品当中税的比重很大。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真比纽约物价高吗》的文章。这些人有钱之后就由社会另外一个部门的人来服务他，这些人就是像保姆、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等，因此，这些服务人员进行服务的时候薪水就会水涨船高。

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物价 。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所以我们高端消费需求就很大，加上税费很重，因此我们的高端消费跟美国相比，是比他们高了很多倍。美国一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9200美元，美国农民的收入在2万美元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比较两个国家的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茅台酒价格猛涨从2006年的350元一瓶到现在1950元一瓶，但是市场份额没有怎么扩大，就是因为只有14%的人在喝茅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服务、人力资源等比美国便宜是好事情，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社会病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资金除了炒绿豆、大蒜、字画、茅台之外还能做什么？除了这个外在的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严重的内伤，那就是我们中国那些应该有创造力的部门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财富和价值，支撑不了为他服务的部门，因此我们要向美国买软件，向美国买飞机，向德国买成套设备、汽车、机床，这样一来帮助他们富裕了第一个阶层。以前茅台酒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它已经变成奢侈品了。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资经营环境使得他们的实业投资回报率很小。根据工信部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3%，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根本受不了冲击。

奢侈品是中国比美国高得多，在一些与人、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美国的价格又比中国高得多。文章一发表就立刻激发了社会议论，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物价对比的再次关注。

为什么高端产品比美国贵，就是这14%的人推动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企业家。在这个里面我们忽略了一个现象，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等等原因，86%的消费者指出要降低消费，14%的消费者指出要提高消费。他的理论就是一定要让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人先要富起来，然后使服务业部门的人跟着再富起来。对于进口的奢侈品来说，我们要交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等，这样一来，价格肯定比外国高多了。今天所谓的中国奢侈品比别人贵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少数富有的人不再投资实业，不再创造社会财富。《人民日报》这次分门别类地给出了不同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不同价格

以下为李剑阁提案摘要：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至20个百分点。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

欧洲的债务危机错综复杂，旷日持久，债务到期高峰将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小额纳税人的税费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

这首先涉及执政理念，社会财富是多让个人自主支配幸福指数更高，还是由政府代替居民个人消费效率更高？但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尽管有利于平抑收入差距，但行政管理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资金常常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来源: 财经网 进入专题： 收税权力 。

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一份提案中指出，政府税收不是越多越好，应用法律形式严格限制政府收税权力。目前用税收作为限制和禁止某种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段，有过于泛化的倾向，建议加以纠正。另外，建议迅速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把境外游的购买力吸引到国内来。

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收支，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受到纳税人的监督。税收不是越多越好，政府财政开支的总规模应该与政府经济权力的法定边界相契合。

由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力的法律保护。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我国企业的经营不容乐观，减轻税负能够短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所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

二、继续减轻居民税收负担。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40%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约34%。应该用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政府的收税权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或将出现双赤字，增长前景堪忧。

根据这些原则，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目前企业利润并不丰厚，只有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让广大民众最直接受益，推动经济转型。

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而在大陆，小本经营的业者受到各种税费和监管的挤压生存极其困难。